“富可敌国”的南岭村，开始登上创投历史的舞台。
5月9日，广东首个村集体经济成立的创投母基金——南岭母基金正式获批运作，计划总规模5-1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该母基金的管理人——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则是全国第一家由村集体企业作为发起人和实际控制人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太新鲜了！”这是不少VC/PE投资人对南岭母基金的第一印象。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由村集体经济出资设立母基金，“从出资人来看，这是创投圈的一个新鲜血液”。
在“募资难”的背景下，南岭母基金的诞生尤为令人关注。
目前母基金的资金来源一般有四类：政府资金、国有资本；金融机构资金；民营企业资金；个人投资和家族财富。而头顶着“广东首个村集体基金公司成立的创投母基金”这个光环，南岭母基金是由深圳市南岭村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主要出资并发起设立，直白点说，是村里出的钱。
在吴世春看来，南岭村出资成立母基金，意味着以往被忽视的村集体经济也可以成为母基金的资金来源之一。
据了解，该母基金计划总规模5-10亿元，将主要投向专注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创业投资子基金，最终投向下一代移动通信（5G）产业、芯片设计制造、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领域的早中期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也可不通过子基金，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直接投资。
而该母基金的管理人——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则是全国第一家由村集体企业作为发起人和实际控制人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南岭母基金将作为基石出资人，联手政府引导资金、战略支柱产业上市企业、知名天使投资机构、大型民营企业、优秀企业家等，于最近共同发起设立一支5G和互联网产业基金、一支天使投资基金等，总规模约10亿元。
资管新规落地后，眼下金融机构资金进入母基金受限，如果村集体企业出资成立母基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母基金“缺粮”的窘境？对此，吴世春表示，如果南岭村只是“个别现象”那于事无补。他坦言，目前母基金资金缺口比较大，就连很多优秀的GP在募资上都面临着紧张局面。
相反，如果村集体资金大规模进入母基金行业，那自然会缓解“钱荒”。不过有深圳的VC/PE机构表示，如果村集体有充裕的资金，其实可以考虑直接委托专业机构管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毕竟无论是母基金还是直投都是一个门槛很高的活”。
在深圳，南岭村的神话已流传多年。
上世纪70年代，南岭村曾因为贫穷被戏称为“鸭屎围”。改革开放后，该村发力建设工业区，村民靠着厂房和住房的“双租金”富裕了起来，过上了“包租公”的生活。
这样的群体在深圳并不少见，他们堪称中国最低调的一群“土豪”——靠着土地暴富。很多村民表面上干着每月几千块的普通工作，但手里往往握着几栋物业，身家过亿。
南岭村过去30多年成功的发展路径，被称为“房东经济”：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厂房出租。这种收租过活的发展模式，滋养了南岭村30多年，直到2014年，南岭村开始主动拒绝一些租户的厂房续租申请，甚至通过经济手段提前解租，全面清退工业园区内的低端产业企业。
彼时，深圳“双创”开始火热起来，而“有钱、有地、有厂房”的南岭村也把目光瞄准了创投，并且腾出空间来发展高科技企业。
2016年1月份，南岭村斥资1.2亿元收购了当地一家老牌创投企业——深圳国成科技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国有创投机构，自此南岭村全面进军股权投资。
这当中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2015年6月，在表决收购风投企业的村民大会上，南岭村“当家人”——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站着向大家作了慷慨激昂的转型思想动员，甚至立下“军令状”：三年里转型升级做不出成绩来，辞职！最后，超过95%的村民签字同意出资投资甚至收购风投企业。
2017年11月，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顺利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成为国内首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
作为“首吃螃蟹者”，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南岭基金创始人张育彪曾向媒体表示，基金的管理将实施专业化、市场化，南岭村不会直接干预管理团队的经营运作和基金具体业务，只负责提供资源、提供助力。
从国内首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到广东首个村集体经济成立的创业投资母基金，南岭村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创投行业的历史。
在一些投资人看来，南岭村的创投之路，似乎意味着村集体经济作为新生力量开始登上创投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村集体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村集体经济发展蓬勃的地区，数以亿万计的财富就掌握在这群低调的村民手里。用创投行业的话来说，他们几乎个个都算“高净值人士”，都是潜在的个人LP。
对于村集体经济进入创投行业，吴世春认为会给当地带来一些积极的效应，比如投资半导体、5G等新经济领域，有助于这些工业城市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不过，他提醒，创投行业需要的是大量既懂产业又懂金融的高端人才，这恐怕是村集体经济最缺乏的。
而一名深圳的VC投资人坦言，其实村集体经济的决策效率和风险承受能力都不支持他们介入创投行业。原因之一是村集体经济非常依赖标志性的带头人，需要协调很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所以决策效率大多不高。
“另外，由于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分散聚合状态，每个权益人的专业度和风险偏好都比较低，村民对于过长的投资周期、短期内无现金流的资产持有，以及投资失败的容忍度也会偏低。”他直言，无论村集体经济还是村民个人，“直接老老实实做LP就好了”。